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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易”的意指符号学分析
摘要：易的符号学语义层级分字源符号学语义和符号学语义，字源符号学语义是文化符号学语义的基础，并规定了文化符号学语义的基本走向，文化符号学语义则是字源语义的提升、拓展与哲理化，不同层级的语义共生于“易”这一文化符号的语义拓扑空间，摹写出汉文化独特的生命世界易学符号，同时，其语义的生成也依赖这一符号对汉文化生命事件的参与。
?关键词：易；字源符号；文化符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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; “易”的涵义在易学研究领域一直争论不休，人们从字源学、考古学、学、人类学等角度对其进行了广泛探讨。大体有易学研究：易的符号学语义层级和字源符号，（1）“蜥蜴说”。许慎《说文解字》：“易，蜥蜴，…守宫也，象形。”（2）“易字从日月”。《参同契》：“易字从日月。”《说文解字》：“日月为易，象阴阳也。”（3）“易牙说”。《殷墟书契前编》卷四：“王疾（疒）齿，唯易？”卷六“王疾（疒）齿，亡易。”前谓王由于换牙生了病，生出了新牙；后谓王由于换牙生了病，没有生出新牙。因此，杨树达“释易”认为“更易之易”当为换齿之意（第17页）[1]。（4）“易一名而三义。”《易纬·乾凿度》：“易一名而含三义，所谓易也，变易也，不易也。”（5）“生生之谓易”，明代喻国人《周易生生真传》：“先儒解易为变易、为交易，总不如系辞‘生生之谓易’五字最确。”当然还有其他一些说法，在此不再一一列举，但我们仔细审查这些说法易学符号，能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，即这些说法表面看来差异很大，但内在实质并非不相融。对易的各种释读，是一个典型的解释学事件，每一种解释，都力图探求到易的真义，但每一种解释又不得不接受阐释学语境的限制，阐释意图与阐释结果的矛盾，在语境转换后表现得最为突出。但又不可否认，每一种阐释易学符号，都是对“易”的语义空间的一次开拓，一次丰富。问题在于，能否找到一种方法，对“易”的语义空间层次进行合理的梳理呢？?
; 按照著名学者李幼蒸的观点，“符号学只研究那些意指关系欠明确的现象”（第49页）[2]。语义暧昧模糊处，正是符号学的用武之地。“易”的符号学分析，首先面对两个大的层次，第一是“易”的字源符号学层次，第二是“易”的文化符号学层次，而这两个层次又有着一种内在的关联。就字源符号学层次看，汉字与西方拼音文字符号结构的最大不同，后者的符号能指为音，所指为义，即音义双面体，汉字则是形义双面体，汉字字型本身较完整地保存了文字起源时必然具备的指事喻物能力。从汉字的形义结构特点分析，“蜥蜴说”作为对“易”的字义阐释是合理的。从象形角度看，“金文易字作‘’ ”，像蜥蜴的头、身体和四条腿，其中的一条腿和尾巴合并在一起。”（第15页）[1]从字义分析，守宫乃蜥蜴的一种，遇敌能自断其尾而逃，且能再生出尾巴来，又守宫的“头能一天十二时改变颜色”，以适应周围易学研究：易的符号学语义层级和字源符号，保存自己。（第15页）[1]“蜥蜴说”最符合文字起源的象形说，是易字符号起源的根。文字作为一种符号，是人类认识、应对外部世界的工具，其基本要求是以简化的形式来摹写外部世界，以简驭繁，以少驭多。因此文字发展的优先策略必然是从本义到引申义的语义扩展，以便能用有限的符号组织丰富、复杂的世界。“易从日月”，从字形上“易”与“日、月”缺少象形性的联系，但从字义上，日、月交替，应是狩猎农耕社会最重要的生活事件，这种日月交替的变化现象与易的本义有语义上的关联，也显示语义抽象力的提高，符合字义发展的一般趋势。至于“易牙说”，生活中的“换齿”事件，与“蜥蜴说”的本义关联虽然牵强，但也并非不可理解，它们毕竟都涉及到了生活中的变化现象。况且甲骨文的“见证”，也使人不能忽视“易牙说”的字源学意义。这是“易”在字源层次上的语义扩展。?
; 但最能显示“易”的阐释学价值的应是它的文化符号学意义，“易”在《周易》文本中的首要地位就在于它的文化符号学意义。《周易》最初乃一部卜筮之书，这是易学领域所公认的。而卜筮乃先民最初的、最重要的文化活动，是先民借助符号应对世界的突出表现。卜筮最关键的操作程序其实是阐释，阐释的传承便形成特有的语义场，这一语义场，一方面借助既有的符号世界的规约，同时又要能够应对不断变化的生活文化场景，这就使它能够随着生活的演变不断拓展语义空间。《周易》作为一部卜筮之书，经受了数千年文化阐释的改写、丰富、完善、充实，已成为中华博大精神文化的集成，“易”在《周易》文本的文化阐释中也成为最重要的文化符号。关于符号的基本结构，索绪尔按能指、所指的二分法划分，叶尔姆斯列夫则在此基础上提出表达面—内容面的形式关系分析，使符号的结构分析更为精确、丰富，同时更具可操作性。叶氏分类法在符号结构分析中的方法论意义被艾柯、巴尔特进一步发展，其基本原则是结构分析的层级性，即低层次上，符号的表达面—内容面可构成较高层级的`表达面，然后进行较高层级的结构分析。这种方法对文化符号学的分析具有重大意义。对“易”的文化符号学分析可分两条途径，第一从《连山》易、《归藏》易的文化符号学到《周易》的文化符号学；第二从“易”的字源符号学到《周易》的文化符号学，两条途径交汇于《周易》。?
; 先从第一条途径开始，世有三《易》，其基本顺序为《连山》、《归藏》、《周易》，已是学界定论，但对三种文本命名的理解却不尽相同。郑玄认为“《周易》者，言易道周普无所不备。”孔颖达则不同意郑说，认为“郑玄虽有此释，更无所具之文。……案《世谱》等群书，神农一曰连山氏，亦曰列山氏；黄帝一曰归藏氏。既连山、归藏并是代号，则《周易》称周，……其犹《周书》、《周礼》题周，以别余代。”（见《周易正义·序》）孔氏的论据表面很有说服力，但对于《连山》、《归藏》的文化分析，还是太表面化。从直接指事的层次看，把“连山”、“归藏”、“周”对“易”的限定归结为年代号，有合理性，容易把握彼此的区分，事实上众多研究者也主要着眼于三《易》的区分。但三《易》作为先民日常文化事件的重要构成成分，得以发挥其应有的文化阐释价值，主要在于其语义空间的开放性，能够容纳历史性的文化惯约。事实上从《连山》到《归藏》再到《周易》，“易”作为文化符号，呈现为语义空间的不断深化拓展。首先我们来看连山易中“易”符号结构的语义构成。连山—易第一层次：表达面是符号“连山—易”，内容面是连山易，即连山氏时代的《易》。但这一层次的文化语义是很贫乏的。连山—易的第一层次在文化事件的阐释中，是作为第二层次的表达面来指涉其文化蕴涵的。贾公彦注《周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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